抗生素濫用或過度使用會引發(fā)一系列問題。近日，中國科學院微生物所朱寶利研究員帶領的研究團隊對中國、丹麥和西班牙人的腸道微生物耐藥基因進行了分析，結果發(fā)現(xiàn)，中國人腸道微生物的耐藥基因類型較多，而且這三個國家的人群，腸道微生物的四環(huán)素耐藥基因型都很高。科研人員據(jù)此推測，這種情況的產生很可能與獸用抗生素的使用有關。該研究成果近期發(fā)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雜志上。

人體的第二個基因組

腸道微生物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“腸道菌群”，其數(shù)量超過人體自身細胞的10倍以上，對營養(yǎng)物質代謝、人體自身發(fā)育、免疫及疾病的產生等方面都起到極其重要的作用。例如，腸道微生物可以保護腸道上皮細胞免受損傷，可以調控宿主脂肪的儲存以及刺激腸道血管生成，阻止病原菌在組織中的定殖及促進免疫系統(tǒng)的發(fā)育和分化等。

朱寶利教授表示，隨著人們對腸道微生物認識的不斷加深，有關腸道菌群與人類健康的關系的新的熱點問題也不斷被提出。近來有研究者認為，人體腸道微生物是抗生素耐藥基因的“儲存庫”，腸道菌群的抗生素耐藥基因，是人體對抗生素產生耐藥性的重要原因之一。然而，這一問題并沒有被深入揭示。

“腸道菌群的基因組中（microbiome）蘊含大量的遺傳信息。因為所處環(huán)境、飲食結構等因素的影響，家庭成員間的腸道菌群極為相似，比如因為哺乳和親密接觸的原因，孩子的菌群類型就與母親非常一致。”朱寶利說，因此腸道微生物的基因組又被稱為是“人體的第二個基因組”。這也是他們要研究腸道菌群耐藥基因的原因。

抗生素濫用導致耐藥基因型較多

朱寶利教授課題組楊犀、胡永飛等研究人員對來自三個不同國家（丹麥、西班牙和中國）的162個健康人的腸道微生物元基因組中的耐藥基因深入分析。研究首先建立了一個含有四百萬個人體腸道微生物基因的數(shù)據(jù)集，采用生物信息學方法，從中鑒別出1093個耐藥基因，通過與其它8個不同環(huán)境元基因組的比較分析發(fā)現(xiàn)，人體腸道微生物中耐藥基因的比例zui高。此外，與其它人體腸道微生物的功能基因相比，耐藥基因更傾向于存在某些特定的細菌門，如變形菌門。

研究進一步按照能夠“抵御”抗生素種類的不同，和基因序列的差別，將這1093個抗生素耐藥基因分成149個耐藥基因型。結果發(fā)現(xiàn)中國人腸道中含有70個耐藥基因型，丹麥人45個，西班牙人49個。而且，中國人腸道微生物耐藥基因的豐度zui高，西班牙人居中，丹麥人zui低。中國人耐藥基因型與丹麥和西班牙人差距較大，而丹麥人和西班牙人的耐藥基因型則比較相似。朱寶利教授對此表示，這種差異可能一方面由于腸道菌群的差異造成，另一方面很可能歸咎于不同地域抗生素使用的偏好性不同。

獸藥抗生素或可改變腸道菌群的耐藥基因

該研究的另一個重要發(fā)現(xiàn)是：這三個國家人群，四環(huán)素耐藥基因型都很高。朱寶利說：“通過對歐洲20個國家近10年抗生素使用情況的統(tǒng)計，四環(huán)素類抗生素很少用于研究，但在動物中的使用量、包括畜牧養(yǎng)殖要顯著高于其他抗生素。遺憾的是，我們沒有拿到中國抗生素使用情況的*數(shù)據(jù)。”

科研人員推測，這種情況的產生很可能與獸用抗生素的使用有關。抗生素的濫用和過度使用無疑將富集或誘導出各種類型的耐藥基因。這些耐藥基因可能通過多種途徑（如食物鏈）zui終傳遞到人體中，而腸道這種細菌密度*（1011-1012細胞/克腸內容物）的環(huán)境又極大增加了基因橫向轉移的風險；一旦某些耐藥基因轉移到人體病原菌中，將使研究抗感染治療面臨更多新的挑戰(zhàn)。

香港大學微生物學家專家何柏良則指出，中國大陸人均抗生素使用量高居世界前列，而丹麥則是抗生素人均使用量zui低的國家之一。腸道內基因耐藥性越強，出現(xiàn)超級細菌的機會就越大。人體腸道內細菌耐藥性如此之強，情況堪憂。細菌感染一個人之后，可以迅速傳染給其他人，情況若持續(xù)如此，現(xiàn)有抗生素將無法有效治愈傳染病。

而朱寶利教授則表示，與歐洲醫(yī)生相比，中國內地醫(yī)生傾向于開出較高劑量的抗生素。更嚴重的問題是，內地對抗生素于家禽養(yǎng)殖場、養(yǎng)魚業(yè)及養(yǎng)豬場的使用也毫無規(guī)管。抗生素濫用或過度使用是面臨的風險，這個風險在中國尤為突出，不僅醫(yī)院研究不能濫用抗生素，畜牧業(yè)抗生素的使用也應該進行合理的控制。（轉自 生物探索）